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次考察在事后看来颇具深意。

3月中旬八大枢纽港口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下降1.2%。一季度全国公路客运量下降26%，4月清明节假期全国发送旅客人数下降62.7%，五一期间全国旅游出行人数下降30%。

其次，要发挥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的作用，聚焦小微企业等受困市场主体，同时引导金融机构提升信用贷款和首贷户比重，提高新发放企业贷款中民营企业贷款占比。在整个十四五期间，即使我国实际经济增速能维持在5%—6%区间，GDP缩减指数保持在3%左右，宏观杠杆率还是会继续上升。3月份地方财政赤字相较于1—2月增长了一倍以上，而地方政府杠杆率升至38.9%，达到历史最高水平。4月生产汽车120万辆同比和环比都大降46%，受到疫情冲击的省市降幅更是高达80%。在此条件下单纯靠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行不通，必须严守财政纪律，坚持过紧日子，同时向内挖潜，坚持优化结构、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提高政策和资金的指向性、精准性、有效性，确保财政经济运行可持续。

在安全和发展双原则下，通过科学防疫，最大限度降低应疫成本，同时尽快推动微观主体复工复产复学，恢复市场秩序，修复经济元气，使社会回归正常轨道，这是问题的前提和关键。经济下行压力持续释放 自2018年以来，中国经济受干扰不断，增长波动加大。执行协调的关键是建立权威、高效的政策机制，比如设立国务院数字经济发展与治理委员会，设立高规格的委员会的主要目的是确保其权威性，能够协调得动国务院的相关部门。

同样，中央提出数据是新的生产要素，但如果简单地套用传统生产要素的治理思路，比如强调全部要素的确权，数据可能就无法真正发挥其巨大的市场价值。上述两个方面的因素可能会随着治理政策从强监管转向常态化监管而有所缓解。同样，对于平台经济治理中设置红绿灯的提法，也应该明确红灯领域与绿灯领域，不要留下太多的模糊地带。因此，这个联席会议能否真正发挥作用，就看是否可以做实其政策协调机制。

对于这个现象，可能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既然是专项治理，目的是实现高质量的发展，短期发展速度有所放缓，应该是在意料之中的。联席会议是一种相对松散的安排，主要是各部门的负责人一起协调一些大事，日常的工作协调需要在各部门官员之间进行，但事实上工作层面的协调机制的建立，往往非常困难，而这恰恰是联席会议能否真正有效发挥协调功能的关键所在。

这段说明读来给人一种过渡性安排的感觉。在立法与执行两个层面的中间，还有一个反垄断执法与经济监管之间的协调问题，当务之急是对这两类手段做适当的区分。目前的计划是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全体会议，根据工作需要或成员单位建议，召开全体或部分成员单位参加的专题会议。已经明确的联席会议职责有三个方面：一是推进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和协调数字经济领域重大问题。

考虑和国际接轨，未来也许可以考虑采用负面清单的概念。因此，这意味着治理思路和政策工具也需要创新，监管部门和平台企业应该共同在实践中摸索，形成一个适合平台经济的政策框架。中国的平台经济发展从二十多年前起步，不仅已经形成一个数量众多、规模巨大的平台经济部门，对中国经济的创新、就业、消费和增长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一是制定并实施适合平台经济特点的治理政策。

在强监管期间，这两类手段有时候会混在一起，因为头部平台企业规模都非常大，这样就容易将平台企业的一些问题作为反垄断执法的对象，但实际上不公平竞争或者欺诈不一定是垄断问题。毕竟数字技术的运用使得平台经济拥有了许多新的特点，很难简单地套用传统经济的治理思路与政策工具。

事实上过去在国务院下面也设立过部际联席会议，但从外部观察，这些联席会议的实际效果似乎并不理想。二是协调制定数字化转型、促进大数据发展等方面的规划和政策，推进数字经济领域制度、机制、标准规范等建设。

比如公众最担心的一个问题是平台企业利用网络效应和规模经济的特点，实施垄断行为。这两个思路的一个主要考虑是平台经济治理的聚焦点是平台的行为，数字技术基础上的充分竞争、创新、消费者权益和国家安全，这些都是共性的问题，由专业的机构来执行比较好，既有利于增强施政的专业性，也可以保证一致性。三是统筹推动数字经济重大工程和试点示范，加强与有关地方、行业的沟通联系。监管政策协调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对于资本无序扩张等关键性概念，最好也能做出权威、清晰的界定，避免在治理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出现扩大化解读的现象。因此，治理政策框架应该同时包括反垄断执法和经济监管，两者缺一不可，但眼下后者的迫切性更高一些。

因此，中央在2020年底提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和反垄断，确实是既必要、又及时，由此开启了为期一年多的平台经济专项治理时期。不过许多平台企业感受到了雷霆般的治理政策的强大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发展的步伐，比如在这段时间新出现的独角兽和准独角兽公司的数量大幅下降，被一些原来后进的国家如印度和英国等显著超越。

比如一个打车平台的监管部门可能就包括发改委、网信办、交通部、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等。但这个机制能否有效发挥作用，还取决于一系列的条件。

之前没有形成完整的监管框架，平台企业存在一定程度的野蛮生长，2021年初开始的专项治理其实相当于补课二是重点解决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

因此，要不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力度，通过发展和运用数字技术、新材料、新能源和航空航天技术等，占领第五次科技革命的制高点，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独立和自主。通过反性别歧视、职业歧视和学历歧视等手段，不断提高就业市场公平性。要实现共同富裕，收入分配领域需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促进共同富裕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都需要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前提。

通过转移支付、社会救助、社会救济、社会捐赠等方式不断提高贫困、残疾等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进入专题： 高质量发展 共同富裕 。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必须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坚持绿色低碳发展，保护好绿水青山，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核心要点是调高、扩中和提低，即通过建立健全税收制度，调节高收入群体的收入。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与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是相一致的，即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在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第二，要加快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第三，要正确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关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是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强我国经济的创新力和国际竞争力。高质量发展是顺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促进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更加关注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事业的协调发展，真正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实现高质量发展，第一，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从微观层面看，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收入分配秩序层面还存在收入不规范、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等问题。

通过惩治腐败和打击犯罪等方式，整治非法收入问题。只有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才能为促进共同富裕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基础。

当前，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已居全球第二位，同时人均GDP也属于中等偏上国家序列，但要达到高收入国家序列，还需要一心一意谋发展，大力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增强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以强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作为分配的基础。一是进一步优化宏观层面的收入分配格局。